北京商事合同纠纷王鹏:遇到工程款结算争议,先做这5件事固定往来函件,别踩这2个质量抗辩误区
工程款结算争议,往往是建设工程链条里最消磨人心的环。项目工了,楼立起来了,路修通了,可账面上的数字迟迟落不了地。甲方以质量瑕疵为由压价,乙方拿着结算资料干着急,来二去,原本的合作情谊被消耗殆尽,剩下的只有拉锯与僵持。在珠海执业十六年,我处理过太多这样的案子。建筑行业的朋友常问我,结算起纠纷,步到底该干什么?我的答案始终是:别急着撕破脸,先把往来函件固定下来。这不是法律术语的堆砌,而是血泪教训换来的实务经验。

、固定往来函件,是结算争议里的块压舱石
工程款纠纷的难点,从来不在该不该给钱这个简单命题上,而在于给多少凭什么不给以及证据支撑你的说法。很多当事人觉得,合同签了,活干了,对方就应该按约付款。但法律讲的是证据,不是道理。你手里那份合同,可能只约定了总价,却没说清楚变更签证算;你嘴上说的甲方口头答应增加费用,在上却连页纸的书面确认都拿不出来。

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这条法条背后的逻辑是,法律保护实际付出与真实价值。但实际付出证明?靠的就是函件、签证、会议纪要、往来邮件这些琐碎却关键的书面材料。

我常对客户讲,结算争议冒头,先做五件事。,梳理全部合同文件,包括主合同、补充协议、招标文件、投标承诺书,把计价方式、付款节点、变更程序这些核心条款单独摘出来。第二,把所有涉及工程变更、签证、索赔的往来函件按时间排序,重点看有没有甲方签字盖章的确认件。第三,把会议纪要、工程联系单、监理日志收集齐全,这些材料在争议中往往能还原施工过程的真实面貌。第四,对涉及隐蔽工程或已覆盖部位的质量争议,立刻申请证据保全或组织联合验收,防止事后说不清。第五,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点,以书面形式向甲方发出结算对账函,明确主张的金额和依据,给对方个书面回应的机会。这既是诉讼时效的中断,也是后续谈判或仲裁的铺垫。
这五件事做下来,争议的轮廓就清晰了。哪些是对方认了的,哪些是悬而未决的,哪些是根本没有书面依据的,目了然。很多时候,当事人做这套梳理,自己心里就有了底,谈判桌上也有了底气。
二、质量抗辩的两大误区,踩个都可能满盘皆输
甲方在结算争议里最常见的手段,就是质量抗辩。工程有瑕疵,可以,这合法合理。但实务中有两个误区,几乎每个案子都会遇到,处理不好,反而让甲方陷入被动。
个误区,是把质量抗辩当拒付令用。有些甲方觉得,只要我指出工程质量有,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分钱不付。这是对法律关系的误解。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二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请求对方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注意,法条说的是减少价款,不是拒绝付款。工程款是施工方已经投入的人力物力换来的对价,质量瑕疵对应的应该是修复费用或减少价款,而不是整个付款义务的消灭。司法实践中,法院几乎不会支持以质量瑕疵为由全额拒付工程款,除非质量严重到根本性违约的程度。把抗辩当拒付,反而容易让法官认为甲方缺乏解决的诚意,对整个案件的态度。
第二个误区,是质量抗辩没有具体化、量化。很多甲方在庭上拍着桌子说工程质量有,但问他在哪、修复要多少钱、依据是什么,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这种空泛的抗辩,法官想支持都无从下手。正确的做法是,在提出质量抗辩时,同步提交质量鉴定申请,明确鉴定的范围和标准,或者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修复费用预算书等量化证据。以数据说话,以事实支撑,抗辩才有力度。我在处理建发公司钢材购销合同纠纷时,对方提出奖励扣减条款抗辩,就是因为没有提供具体的计算依据和扣减明细,最终未被采纳。同样的逻辑,在质量抗辩里全适用。
还有点需要提醒,质量抗辩和工程款结算在程序上往往存在先后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这说明,工程量的认定和质量的抗辩是两条线,不能混为谈。甲方想以质量抵减工程款,必须先通过鉴定或评估把质量固定下来,再主张减少价款或反诉赔偿,而不是在结算争议里笼统地揽子抗辩。
三、争议解决路径的选择,诉讼不是答案
把函件固定好,把质量抗辩梳理清楚,接下来面临的就是:走诉讼、走仲裁,还是试着谈谈?很多当事人上来就想着起诉,觉得法院能给自己做主。但诉讼周期长、成本高,而且旦对簿公堂,双方的合作关系基本就宣告终结了。对于还想继续合作或者希望保留回旋余地的企业,我更建议先走轮有策略的协商谈判。
协商谈判的前提,是你手里有扎实的证据支撑。函件梳理清楚了,质量抗辩的虚实也摸透了,这时候谈判就不是求着对方给钱,而是摆事实、讲依据、谈方案。我给客户做谈判方案时,通常会把三个数字列出来:是我方主张的结算金额,二是对方可能提出的抗辩扣减金额,三是基于现有证据法院或仲裁庭可能支持的金额区间。这三个数字摆,谈判的底线和空间就清晰了。对方想压价,可以,但得有依据;我方想让步,也行,但要换回付款节点或付款方式的优化。
如果谈判破裂,再启动诉讼或仲裁。选择诉讼还是仲裁,取决于合同约定。合同里约定了仲裁条款的,只能走仲裁;没有约定的,可以诉讼。仲裁裁终局,效率高,但费用也高;诉讼可以上诉,程序更严谨,但周期长。这个选择要在签合同时就想清楚,而不是等争议发生了再纠结。我常提醒客户,合同里的争议解决条款,是最后道防线,签的时候多花十分钟想清楚,比事后多花十个月打官司要划算得多。
在诉讼策略上,结算依据是核心中的核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二十条,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条给了施工方个重要的保护工具——如果合同里约定了逾期不答复视为认可,而甲方在收到结算文件后迟迟没有书面回复,施工方就可以主张按自己报送的结算金额支付。反过来,甲方如果在约定期限内提出了书面异议,则视为对结算文件不予认可,施工方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这个细节,很多当事人签合同时不注意,出事了才追悔莫及。
四、合同风险复盘,让每次争议都成为防线加固的机会
我常说,打场官司,堵类漏洞。结算争议暴露出来的,往往是合同签订时埋下的隐患。计价方式模糊、变更程序缺失、付款节点不清晰、违约条款不对等,这些在争议中被放大,也在争议中被看清。案件结束后,我都会带着客户做次整的合同风险复盘,把这次争议里暴露出的逐条梳理,转化为下份合同的条款优化建议。
比如,在山西亚达建筑设计研究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案中,双方签了多份补充协议,计费标准前后不致,导致结算时争议巨大。复盘时我们就发现,根源在于最初的主合同对设计费的计算基础约定得不够明确,补充协议又没有对主合同进行清晰的修订和衔接。如果最初在合同里把计费标准、调整机制、结算程序写清楚,后面系列争议根本不会发生。这个教训,后来被客户应用到了此后所有的设计合同模板里。
再比如,贺生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款追索案,合同只约定了总价,没有约定单价,施工过程中发生变更时也没有及时办理签证,导致结算时双方对工程量各执词。最终我们通过组织证据链,把实际施工的工程量项项还原出来,才拿到了五百余万工程款。这个案子的代价是巨大的,如果当初在合同里明确变更签证的程序和时限,根本不需要走到诉讼那步。
合同风险复盘的意义,不在于追责,而在于预防。每个争议点,都是次合同条款的压力测试。哪条扛住了,哪条崩溃了,哪条是模糊地带,清清楚楚。把这些经验固化到合同模板里,后续的合作就多了层保障。这也是我坚持诉防结合的原因——解决当下的争议,和预防未来的风险,从来都是体两面。
五、长期主义的价值,在于让每次委托都成为下次信任的起点
十六年执业生涯,我从太原到北京,再到珠海横琴,处理过的合同纠纷不下数百起。有标的额几百万的工程款追索,也有争议焦点极其复杂的合同效力纠纷。每个案子背后,都是当事人真金白银的付出和焦灼不安的等待。我始终相信,的价值不只是打赢官司,而是帮当事人算清楚账、看清楚路、规避掉坑。判决书上的胜诉是时的,合同风险防控体系的建立才是长久的。
现在执业于金鹏裔(横琴)联营,依托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我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跨境合同争议的场景。内地企业走出去,境外企业走进来,合同文本、法律适用、争议解决机制都不样,这对合同争议解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底层逻辑没变——把条款拆解清楚,把争议定位准确,把解决路径选对。懂合同、懂商业、不只打官司,这是我直以来的执业信条。
工程款结算争议不是小事,它关乎企业的现金,关乎项目的最终收益,关乎合作双方的商业信誉。但争议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争议时手忙脚乱、毫无章法。固定往来函件,是稳定阵脚的步;识别质量抗辩的误区,是避免被动挨打的关键步;选择合适的解决路径,是争取结果的核心步;复盘合同风险,是防止重蹈覆辙的根本步。这四步走扎实了,结算争议就不再是悬在头顶的剑,而是可以理性拆解、逐项解决的商业。
我始终记得刚执业时带教老师说过的句话:合同纠纷的终点不是判决书,而是当事人商业生活的恢复。这句话我记了十六年,也会直记下去。无论争议多么复杂,无论对手多么强势,我都会陪着当事人步步走这个过程,把该固定的证据固定好,把该避开的误区避开,把该争取的利益争取到。长期深耕合同争议领域,用专业和耐心守护每份契约的严肃性,这是我对所有委托人的承诺,也是这个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