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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地区帮信罪案件找刑事辩护有用吗?王爽谈辩护的介入价值

2026-11-20 14:03:28

深夜十一点,一位家属拨通电话,声音发颤:我弟弟因为帮信罪被带走了,才二十出头,我们什么都不懂,网上说这种案子判不了几年,请也没用?电话那头,是广东知明合伙人王爽。这样的来电,几乎每周都有。帮信罪,全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几年已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基层法院受理量攀升最快的刑事罪名之一。大量涉案者并非穷凶极恶的惯犯,而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或是在校学生,或是普通打工者,只因出借了一张、提供了一次收款码、帮着转了几天账,就被卷入刑事程序。家属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茫然,第二反应则是犹豫——案子看起来不大,到底有没有用?

这种犹豫完全可以理解。当一个人被关进看守所,家属能接触到的信息渠道极其有限,网上能搜到的多是对法条的白话解释,而现实中找关系的传言与花钱捞人的混杂其间。真正能提供专业判断的,反而成了稀缺资源。王爽在深圳执业多年,累计办理刑事案件八十余件,其中帮信罪及其关联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诈骗罪共犯案件不在少数。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帮信罪看着简单,但简单案子里也有复杂的辩护空间。介入的时点不同,能做的事完全不同。

一、三十七天窗口:辩护介入的第一道分水岭

帮信罪案件,当事人被刑事拘留后,机关通常会在三十天内提请审查批准,有七天时间作出决定。这三十七天,在刑事辩护实务中被称为黄金窗口。王爽接手案件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急着看案卷——因为阶段案卷尚未形成——而是先算日子:今天是被拘留的第几天?距离提请批捕还有几天?距离批捕决定还有几天?这三个数字,决定了辩护动作的排列组合。

很多家属以为,人被带走之后只能等通知。王爽说,其实从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辩护人就可以介入。他持委托手续前往看守所会见,首先要核实的是三件事:当事人的具体罪名是什么,机关讯问过程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当事人身体状况如何。会见不是寒暄,更不是传递外面很好的安慰,而是要向当事人讲清楚法律后果,指导其在接受讯问时如何准确表述事实——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不是教唆隐瞒,而是避免因表达混乱被记录成不利供述。

在拘留至批捕的三十七天里,王爽会向提交不予批捕的法律意见书。帮信罪的构罪要件,在于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这个明知,是辩护的核心抓手。很多涉案者确实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或者只是隐约觉得不太对劲,但并未达到法律要求的明知程度。王爽在办案中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当事人把借给朋友,朋友说走个账,当事人收了五百元,结果卡里流经的是诈骗。这类案件的辩护重点,就是论证主观明知的证据是否充分——机关拿到的微信、转账流水、口供笔录,能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当事人对上游犯罪知道或应当知道。

批捕不是终点。王爽强调,但批捕之后,取保候审的难度会明显上升。所以三十七天内的核心任务,就是尽最大努力在审查批捕环节争取不批捕决定。一旦不批捕,当事人会被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走向的主动权就回到了辩护一侧。反之,一旦批捕,案件大概率进入审查起诉阶段,虽然仍有不起诉的可能,但难度和周期都会增加。

二、从阅卷到定性:审查起诉阶段的实质辩护

如果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王爽的工作重心转向逐页阅卷。帮信罪案件的案卷材料通常包括:银行流水、微信或交易记录、上游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当事人的讯问笔录、电子数据勘验报告等。这些材料动辄数百页,王爽的习惯是逐项核对,不放过任何一个数字的出入。

有一件案子,机关认定当事人帮助转移资金两百余万,但我们阅卷时发现,其中有一百多万是当事人自己的合法收入,只是因为和涉案账户混在同一张卡里,被一并计算了。王爽说。通过逐笔比对流水的时间、金额、交易对手,最终将涉案数额大幅下调,直接了量刑区间的判断。在帮信罪中,涉案金额是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数额的准确认定,往往比定性之争更具实际价值。

定性之争同样关键。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诈骗罪共犯之间,存在交叉地带。同一行为,被认定为何种罪名,量刑差异可能很大。帮信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情节严重情形,法定刑可达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王爽在辩护中,会重点审查在案证据能否证明当事人对上游犯罪的具体内容有明确认知。如果证据只能证明当事人概括地知道对方在做违法的事,但不知道具体是诈骗还是,那么认定帮信罪更为妥当;反之,如果证据显示当事人明确知道款项是诈骗所得仍协助转移,则可能被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定性不是文字游戏。王爽说,同一个事实,适用不同罪名,刑期可能差出好几年。他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与沟通定性意见,争取以较轻的罪名起诉,或者在起诉意见书中明确有利于当事人的情节认定。

三、具结从宽与量刑协商:审判阶段的现实选择

到了审判阶段,帮信罪案件的辩护空间进一步收窄,但并非无事可做。王爽在实务中观察到,近年来帮信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比例很高。对当事人而言,是否签署具结书、何时签署,是一个需要慎重权衡的决定。

有些当事人一听‘认罪认罚’就签了,但签之前没人告诉他,签了意味着什么。王爽说。签署具结书,意味着当事人认可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法院在判决时通常会采纳该建议。如果当事人确实构成犯罪,且证据充分,签署具结书可以获得从宽处理——量刑建议往往比不认罪认罚的情况轻百分之十到二十。但如果案件本身存在无罪或改变定性的空间,贸然签署具结书,等于主动放弃了辩护空间。

王爽的做法是,在签署具结书之前,先做一次完整的辩护评估:现有证据能否支撑无罪辩护?定性是否存在争议?涉案数额能否进一步下调?如果实质辩护空间不大,那么签署具结书、争取从宽处罚是理性选择;如果仍有争点,则要评估争点获胜的概率与认罪认罚从宽幅度的对比,再决定策略。

量刑协商是另一项细致工作。王爽会把法定情节、酌定情节、同类案件的裁判区间逐项列成对照表:自首、坦白、退赃退赔、取得谅解、初犯偶犯、认罪认罚——每一项对应多少量刑减让,在同类案件中通常如何把握,与承办人员沟通时,每一条都有出处,而不是空泛地请求从轻处罚。

量刑协商不是讨价还价。王爽说,是把法律规定的从宽情节一项一项落到实处,让法官在写判决书的时候,有足够的理由把刑期往下压。

四、判决之后:羁押折抵、缓刑执行与申诉再审

判决不是案件的终点。王爽在判决后仍会跟进一段时间,重点处理三件事:羁押折抵的计算、缓刑执行的具体安排、以及当事人或家属对判决不服时的申诉与再审咨询。

羁押折抵看似简单,实务中却常出。被拘留、批捕的每一天,都应折抵刑期一日。但有些案件在阶段了多次羁押与取保的反复,折抵天数的计算容易出现误差。王爽曾遇到当事人在判决后发现折抵天数少了三天,通过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最终予以纠正。三天看似不多,但当事人知道自己的权利被认真对待,意义不一样。

缓刑执行同样需要关注。帮信罪案件中,符合缓刑条件的当事人不在少数——初犯、偶犯、认罪认罚、退赃退赔,这些情节叠加,法院有可能判处缓刑。但缓刑并非判决生效就万事大吉,当事人需要在缓刑考验期内遵守规定: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按时报到,接受社区矫正。王爽在判决后,会把缓刑期间的义务清单逐条讲给当事人和家属听,包括哪些行为会被撤销缓刑、哪些情况需要提前报备。

对于认为判决确有错误的案件,王爽也代理申诉与再审申请。这类案件对证据和程序的要求更高,需要重新审视原审卷宗,找出程序违法或事实认定错误的切入点。他坦言,申诉改判的概率并不高,但如果当事人坚持认为自己是冤枉的,至少要帮他做一次专业评估,而不是简单地说‘没希望’。

五、刑民交叉与事前咨询:帮信罪辩护的延伸价值

帮信罪案件的当事人中,还有一部分是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他们可能因为对公账户管理不规范、代收代付业务操作不当,被卷入帮信罪的指控。这类案件往往同时涉及刑事程序与民事纠纷:上游犯罪受害人的民事索赔、银行账户被冻结后的经营中断、员工工资与供应商货款的支付压力。

王爽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会同步评估刑事与民事两条线的走向。刑事程序上,争取变更强制措施或不起诉;民事层面,协调与被害方的退赔方案,向冻结机关申请解冻合法账户资金,处理因账户冻结引发的合同违约风险。在他看来,企业涉刑案件不能只盯刑事部分,判决书之外,企业还要活下去。

事前咨询是另一项常被忽视的服务。有些企业主在业务往来中隐约觉得某些操作不太对劲,但说不清风险在哪里。王爽会从业务模式、合同安排、资金往来三个维度做刑事风险评估,指出哪些环节可能触碰帮信罪或罪的边界,给出合规调整建议。帮信罪的入罪门槛并不高,与其等出事之后再找,不如在业务设计阶段就把边界弄清楚。

六、为什么需要:一个朴素的回答

回到文章开头那个:帮信罪案件找刑事辩护有用吗?王爽的答案是:取决于你想得到什么。如果你期待保证人一定放出来刑期一定减到多少,那没有能做到——任何做出这种承诺的,都值得警惕。但如果你希望有人能告诉你,现在处于哪个程序节点、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在这个节点上可以做什么,那的价值就在于此。

刑事辩护不是变戏法,不能把有罪变成无罪,不能把重罪变成轻罪——除非证据本身存在。但刑事辩护可以做到的是:在每一个时间窗口内,把该做的事做到位。三十七天里,争取不批捕;审查起诉阶段,争取不起诉或改变定性;审判阶段,争取量刑从宽;判决之后,跟进执行细节。每一步都可能结果,但每一步都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王爽常说:家属要的不是承诺,是知道每一步谁在做、做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有反馈。这也是他坚持亲办案件的原因——会见由本人前往,开庭由本人出庭,阶段汇报以书面形式提交给家属,让委托人清楚知道案件的进展与下一步安排。在帮信罪这类案件量大、程序相对固定的罪名中,专业辩护的价值恰恰体现在这些细节里:时间节点是否被精准把握,证据审查是否足够细致,量刑情节是否被逐项落实。

广东地区帮信罪案件的数量仍在增长,涉案者中年轻人的比例依然很高。这些年轻人的家属,大多像文章开头那位深夜来电的母亲一样,焦虑、无助、信息匮乏。他们需要的不是找关系的,不是一定能放人的保证,而是一个能告诉他们现在第几天、该做什么、由谁来做的人。刑事辩护的介入价值,正在于此——不是制造奇迹,而是让每一个程序节点都不被白白错过。

作者: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